垃圾分類有歷史:且看古人的智慧

2019-11-08 10:02:08來源: 中國食品報網

  繼上海推出“史上最嚴”生活垃圾管理條例后,《北京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修正案(草案送審稿)》近日也在公開征求意見。北京市將按照“四分法”設置垃圾分類收集容器,即廚余垃圾(餐廚垃圾)、可回收物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。首次明確垃圾分類投放的責任主體是產生生活垃圾的單位和個人,并針對未按照分類標準投放生活垃圾的行為增設了罰則。

  推行垃圾分類,可進一步達到資源的最大利用。這不但是一項很好的環保措施,更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重要體現。不少人認為“垃圾分類”始于現代,其實則不然,古人已經有環保意識以及具備垃圾分類與處理的能力了。

  有環保意識:不同垃圾不同處理

  古人的垃圾分類其實并不復雜,由于古人生活比較簡單,因此產生出來的垃圾與現代相比也相對較少,主要有餐廚垃圾以及土石、木屑、廢銅爛鐵等其他生活垃圾。古人很有環保意識,這些垃圾并不會一股腦地隨便亂扔或就地掩埋,而是不同垃圾不同處理。

  比如餐廚垃圾,早在秦漢時期以前,人們就將有利用價值的動物類垃圾如骨頭、皮毛等,用來做成衣服、飾品等物,植物類垃圾用作燃料使用,一小部分還能入藥,如橘、柚之皮。無利用價值的餐廚垃圾就集中起來,或焚燒,或掩埋,或直接倒入溷,也就是豬圈廁中。兩漢時期,豬圈廁普遍使用。廁所內的便坑直通豬圈,豬可以直接取食人的糞便、餐廚垃圾,然后排泄出來的豬糞再作為肥料灌溉農田。豬圈廁的好處在于污染源集中,便于清理。同時,餐廚垃圾與糞便作為豬食的一部分節省了飼料,豬糞又可以用于積肥苗田。

  古人對于餐桌文明是非常重視的,餐桌上的肉骨魚刺等垃圾,不能隨便亂扔,需要有專門的容器收納處理,這便是渣斗。渣斗的出現,標志著餐廚垃圾分類更進了一步。

  渣斗又名奓斗、唾壺,據推測起源于晉代,盛于唐宋。從功能上來說,渣斗與現在人們所用的骨碟類似,都是用來盛裝唾吐物的,但形狀上卻大不一樣。渣斗一般是喇叭口,寬沿,深腹,形如尊。口徑大的渣斗,一般擺置在桌席間,用來盛餐桌垃圾;口徑小的,則盛載茶渣、廢水,故也列于茶具之中。元人筆記載“宋季大族設席,幾案間必用筋瓶、渣斗”,指的就是此物。而在《春宴圖》《文會圖》等描繪宴饗場面的宋代畫作中,也可以看到渣斗的身影。渣斗的使用,反映出古人吃飯不但注意餐桌禮儀、飲食衛生,而且在垃圾分類方面有了很強的意識。

  至于其他生活垃圾,會有專人將其收集起來,倒入專門的垃圾坑。這種垃圾坑多為廢棄的窖穴、水井或建筑取土后的凹坑等,在現代考古學上有個名稱叫“灰坑”。

  經常關注考古挖掘的人一定對“灰坑”一詞不會陌生。在一些遺址或墓葬中,灰坑是常見的遺跡。因坑中填滿灰色土壤,故名灰坑。灰坑的使用功能很多,比如可以作為陪葬坑用來裝殉葬品,也有的用來當作垃圾坑。位于河南安陽小屯村的殷墟宮殿區遺址,曾被挖掘出大量灰坑。據考古人員分析,在商代的一些重要場所,當時的人們會把日常生活垃圾都倒在規模較大的、相對固定的垃圾坑中,經過長時間的使用,垃圾坑填滿后,再用純凈的黃土或者黃土和料礓石顆粒的混合土覆蓋,以保持生活區的環境衛生清潔。

  設管理機構:環境得到有效改善

  隨著城市的興起,人口的增長,商業活動也逐漸活躍起來。商鋪增多,住宅區擴大,隨之而來的便是城市生活垃圾大量產生。為了避免環境污染,早在先秦時期就設有專門的垃圾衛生管理機構。

  據《周禮·秋官》記載,周朝出現了歷史上最早的垃圾處理專業機構:“條狼氏下士六人,胥六人,徒六十人。”東漢鄭玄作注稱:“條,當為滌器之滌,除也;狼,狼扈道上。”也就是說,“條”即洗滌、清掃,“狼”就是縱橫散亂之人或物。明末清初的顧炎武在《日知錄·街道》中也對此有記載:“古之王者,于國中之道路則有條狼氏,滌除道上之狼扈,而使之潔清。”條狼氏的職責就是清除道路垃圾與驅避行人,保障城市環境干凈衛生,維持良好秩序。

  在當時還出現了公共衛生設施。《周禮》記載:“宮人為其井匽,除其不蠲,去其惡臭。”“井匽”就是排除污水穢物的設施。

  到了宋代,由于商品經濟發展,城市規模擴大,餐飲業也呈現繁榮景象。北宋孟元老的《東京夢華錄》記載當時的東京汴梁“處處擁門,各有茶坊酒店,勾肆飲食。市井經紀之家,往往只于市店旋買飲食,不置家蔬”。城市餐飲業發達的背后是餐廚垃圾與生活垃圾日漸增多。為此,宋朝政府專門設立了“街道司”機構,負責清理整頓城市環境。像汴京(開封)、臨安(杭州)這樣的大城市,每天早上都會有幾百個環衛工人打掃街道,處理垃圾。而據南宋吳自牧的《夢粱錄》記載,城市居民每日產生的廚余生活垃圾、糞溺,也有專人上門處理:“人家甘泔漿,自有日掠者來討去。”到過臨安的馬可·波羅就發現臨安城的街道非常干凈、衛生:“行在一切道路皆鋪磚石,蠻子州中一切道途皆然,任赴何地,泥土不致沾足。”由此,宋朝細致的垃圾分類處理可見一斑。

  明清時期,雖然環境衛生每況愈下,但在垃圾尤其是餐廚垃圾的回收處理方面卻有了明顯的進步,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垃圾回收產業鏈。明朝末年來中國傳教的葡萄牙人曾德昭在《大中國志》中寫道: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種餐廚垃圾、糞便排泄物等有專門的工作人員回收,然后運輸到鄉村里出售。甚至各種城市生活垃圾,都有專人來收購。在他看來,無論是鄉村還是城市,當時已經形成了完備的垃圾回收產業鏈。清代康熙時期,沙俄使節尼·斯·米列斯庫出訪中國。他在《中國漫記》一書中這樣描述垃圾回收:“任何不屑一顧的(餐廚)廢物,他們都不忍遺棄,一小塊皮革,各種骨頭、羽毛、畜毛,他們都著意收藏,然后巧妙加工,制成有用物品。”

  定嚴苛律法:亂丟垃圾會被重罰

  除了設置專門的垃圾處理機構,與其相關的法律法規也在很早以前便出現了。

  《韓非子·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》記載了孔子與子貢的對話,其中有一句“殷之法,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”。就是說,亂丟垃圾者會被剁手。雖然這句話的真偽性尚無依據可判斷,但根據甲骨文的整理研究,有一點可以肯定:商代刑法嚴酷,但凡一些小錯也要受到重刑。

  戰國時代,秦國至秦孝公時求變法以圖強。商鞅相秦,變法而定秦律。秦法嚴苛,世人所知,其中就有一條規定:“棄灰于道者,黥。”有人在大道上倒垃圾,直接抓起來在臉上涂墨刺字,以后不管去哪兒,都讓人知道這是一位“棄灰”者。

  唐朝時期的長安作為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,居住人口達幾百萬人。人口一多,垃圾問題便接踵而來。統治者為此非常重視。唐高宗永徽年間頒布的《唐律疏議》規定:“其穿垣出穢污者,杖六十;出水者,勿論。主司不禁,與同罪。”意思是說,居民如果亂倒垃圾,要打六十大板;倒臟水則沒事。監管人員如果管理松懈,玩忽職守,可是要一同被打板子的。

  宋朝政府規定,售賣食物的人必須把食物放在干凈的器皿中出售,餐廚垃圾也不能直接往河里亂倒,以免污染水源,這些措施都極大地保障了當時人們的食品安全和環境衛生。

  明清兩朝對亂倒垃圾者做出的刑罰與唐代差不多。《大明律》規定:“其穿墻而出穢污之物于街巷者,笞四十,出水者勿論。“《大清會典》中也有類似這樣的規定:如有穿墻出穢物于道旁及堆積作踐者,立即懲治。不過盡管如此,環境衛生狀況還是因各方面原因日漸堪憂。清代詩人嚴我斯在《墜馬行》詩中用“長安之險,險于蜀道難”來形容京師道路遍地狼藉的窘境。這種狀況的產生,說明垃圾處理問題如果解決不好,那么勢必會造成城市環境惡化,影響人們的正常生活。

  收垃圾致富:古人也懂變廢為寶

  如今靠垃圾分類回收致富者大有人在。而在古代,這一項工作不過是專職機構的職能所在,個人要想以此為業發家致富似乎不太可能。不過這話也不能太絕對,古籍中還真記載了一位在垃圾回收職業上綻放光芒的人士。

  此人名叫裴明禮,是唐代貞觀年間人。據《太平廣記》記載:“河東人裴明禮,善于理業,收人間所棄物,積而鬻之,以此家產巨萬。”

  另據唐代《御史臺記》記載,裴明禮很早以前就以擅長垃圾分類而在鄉里“頗負盛名”。他平時的愛好就是“收破爛的我買”,每天都會淘來不少廢品舊貨,然后再分門別類,做好標簽,轉手賣給鄉里人。久而久之,積攢下了一筆可觀的財富,而他把這筆錢依然投資到垃圾回收事業上。

  裴明禮在長安城郊低價買了塊廢棄的荒地。荒地布滿瓦礫,幾乎無利用價值。不過,裴明禮可有著商人的頭腦:他在這塊地上豎起一根木桿,上面掛上一個筐,讓過往之人隨便撿荒地上的石頭投籃,投中者有獎。這個投籃游戲很受人們的歡迎,很快荒地上的石頭就被撿得一干二凈。這些石頭裴明禮也沒舍棄,找銷路賣了。

  接下來,裴明禮便開始在這塊地上大做文章了。下了幾場大雨,荒地長滿野草,他讓羊倌趕著羊到地里去放,羊拉出的糞便正好肥沃了土地。與此同時,他也沒有停下手頭的垃圾回收工作。等到土地適合種植時,他又做起了果農生意:他從收來的廚余垃圾中挑出能種的果核,翻土種樹,豐收的季節碩果累累,賣得一手好價錢。然后,他用賺來的錢購置蜂箱,種上蜀葵,養蜂采蜜,又賺了個盆滿缽滿。此時的裴明禮早已從昔日的“破爛王”成為長安城著名的富商。唐太宗聞之,親自接見,認為此人善于理財,是個難得的人才,便封其“自古臺主簿,拜殿中侍御史,轉兵吏員外中書舍人”。到了唐高宗儀鳳二年,裴明禮累遷太常卿,位列九卿,成為實至名歸的人生贏家。

  裴明禮的人生軌跡看似不可思議,但細想之不過是他對“物善其用”這一理念的踐行:作為“破爛王”,他懂得如何對垃圾進行分類;作為“地產商”,他明白怎樣將資源循環再利用。這足以看出,讓他人生得以逆襲的關鍵,是他的綠色環保意識以及對一切都保持著“可持續發展”的態度。這些都值得今人借鑒。

  (王寧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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